前苏联解体的原因是什么 戈尔巴乔夫改革导致是前苏联解体的原因吗

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在1985年发起了经济改革，主要目的是将苏联经济推进到“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苏联历史上有过许多次改革，戈氏这次规模和深度都是空前的。

可惜，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路线的错误，使这次经济改革，不仅没有改善经济，反而加剧了苏联的经济危机，越陷越深，直到联盟解体。

就经济改革这个角度来说，其原因概括地说有如下几点：

1．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操之过急，路线错误，破坏了经济改革的必要条件和稳定的环境。

经济管理体制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有着复杂的内外联系。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从1987年一月全会后，戈尔巴乔夫推行超阶级的民主化、公开性，强调民主化是经济改革成功的动力和保证，而根本忽视经济改革与政治稳定的关系。

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就什么也搞不成。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下， 苏联全国各派政治势力进行越来越激烈的夺权斗争，国内日益加剧的政治动荡，破坏了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同时，民族冲突日益激烈，各共和国间、地区间、企业间经济联系被破坏，有时甚至完全中断。

特别是一些共和国和地方政府割据封锁，割断和搅乱了原有的经济管理体系和经济联系。各共和国间商品交换占输出总额：俄罗斯为68％，乌克兰为85％，其他大多在90％以上。旧的体系破坏了，新的体系和联系又未建立。许多企业的正常生产难以维持。社会动荡直接妨碍和破坏了经济的正常运转和改革方案的实施。

1989年首次出现工人罢工，由诺里尔斯克煤矿到乌拉尔铝矿，7月又蔓延至库兹涅茨克矿区并席卷全国。这一罢工造成约8亿卢布损失。由于煤炭缺乏而影响其他生产的损失，专家估计可能是8亿卢布的4倍。

1989年1月到11月，因罢工损失750万个工作日，和20多亿卢布产品。罢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又直接危害全国的经济生产。

2．政争、党争、派争使经济问题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在全国开展选举运动之后，民主派以激进改革面貌出现，猛烈批评政府的经济改革为“保守”、“权势”、“官僚”的政策，并向群众做无根据的许诺，以捞取选票。

在苏联部长会议成立一年半的时间里，政府被民主派议员六次提出不信任案。雷日科夫愤然指出：政府每天都受到攻击、责骂，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如何工作？

在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时，本来触及到经济体制改革的许多根本问题，雷日科夫政府提出了较稳健的改革建议，但遭到民主派的激烈反对。

在对改革方案的激烈争吵中，雷日科夫深有感触：“我更加确信，问题不在于改革，而在于我所领导的班子，因为我们妨碍了国家未来的破坏者们夺权。”

计划还未落实，新的辩论争吵又起，使一切稳健的经济改革计划成为泡影。政府第一副总理、经改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的阿巴尔金1990年6月4日在《真理报》上写道：“现在有人唯恐经济形势不恶化，因为经济形势的任何好转，对政府信任的提高，就意味着这些势力及其政治自负的垮台。不许任何人把亿万人民的命运当儿戏。”

在这种激进情绪支配下，一个计划、一种措施难以思考周全，缺乏其结果常常走向主观愿望的反面。

一家渔场主任抱怨，由于没有公开市场供选购，只有接到国家定单才能得到打鱼所需的燃料供给。一家羊毛厂的经理说，没有政府订购，他们无法得到羊毛、燃料、配件等。

又如，在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时，相应的措施没有及时配套。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工资之间的对比关系的严格控制给取消了。

在许多企业中，领导人掌握自主权后，不顾生产情况和政府财政纪律，只关心本单位的物质福利，竭力为职工增加工资。结果，居民货币收入的增长，大大快于商品生产的增长，造成物资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报酬提高之间的严重不平衡。

1987年职工月平均工资203卢布，1988年为217卢布，1989年为240卢布，比上年增长了9.1％，而同年劳动生产率才提高了2.3％，国民收入增长2.4％，总产值增长3％。这种状况造成市场供应更为紧张和通货膨胀出现。

3．缺乏周密的计划和稳妥配套的措施，急于求成，追求激进。

经济改革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千丝万缕的经济关系和千家万户的现实生活，要求计划缜密，措施稳妥，逐步推进。

持民主激进派观点的人，不顾可能引起的经济破坏和人民生活的痛苦，要求迅速彻底的变革。戈尔巴乔夫时常左右摇摆，但他的主要点是支持激进主张。

雷日科夫回忆，在1987年政治局讨论经济改革时分成两派：一派是有经验的务实主义者，一派是沿机关阶梯爬上顶峰的人，他们“在推着总书记瓦解经济”。

“我从未放弃过的立场是：无论经济革新多么富有吸引力，也应仔细斟酌，全面衡量后再付诸实施。”因为这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另一些人，特别是懂得经济工作的政治局委员们支持雷日科夫，于是政治局形成对立的两派。

雅科夫列夫、梅德维杰夫、谢瓦尔德纳泽坚持这一观点，而戈尔巴乔夫也支持他们，他们对戈氏的影响越来越大。

又如关于价格改革问题。消费品价格长期不变，价值、价格关系已被扭曲，影响企业生产消费品的积极性。

1公斤牛肉，成本为4.75卢布，零售价为1.77卢布；1公斤猪肉，成本为3.25卢布，零售价为1.84卢布；1公斤奶油，成本为8.18卢布，零售价为3.38卢布。其直接的经济效果是：企业生产越多，亏损越大。1989年轻工部门未完成合同达19％，农工综合体未完成合同达14％，

物价改革问题长期是个难点，但群众对提价十分敏感，提高价格易于引起群众的不满。

民主派借保护群众利益为名多方刁难，一拖再拖，以致失去价格改革的良机。同时企业权力扩大，这就使企业能够自行提高定价，可以毫不费力地超额按零售价完成总产值任务。

企业对于微利而群众又急需的产品不愿生产，加剧了消费品的供应困难。这些严重阻碍了经济改革的进程，直到苏联解体也未解决。

4．经济改革的突破口选择不当。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的“加速战略”，选择的突破口是机器制造业，对此及技术装备拨款2000亿卢布，希望由此带动科技革新，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可是，苏联原来经济的突出问题是经济结构的畸形。多年来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轻工业滞后，从而造成食品及消费品的长期短缺，不仅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而且破坏社会主义的声誉。

苏共虽然多次注意农业及食品问题的解决，改变投资比例，但是基本指导思想仍是速度，加强的重点是机器制造业，这样经济结构的矛盾不仅未能解决，反而日益加剧。

据苏联官方数字，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头四年（1986～1990年）全部生产固定基金的60％以上集中在生产原材料部门，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为4％，食品工业为6％，反而成下降趋势。

1986年清点，轻工部门近80％的国产设备不符合当代世界技术水平。由于投资结构和比例未发生变化，消费品部门未进行应有的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造成消费品生产品种单一，积压与短缺并存长期不能满足群众需要，引起群众的不满。

轻工业和食品工业情况不佳重要原因之一是农业生产落后，因为轻工业原料的2／3、食品工业原料80％来源于农业。

苏联年产粮2亿吨左右，为了缓解眼前的供应紧张1986至1988年三年进口粮食9300万吨，1989年进口4400万吨。这样加重了外汇和财政的负担。

戈尔巴乔夫1993年在所写书中反思说：经济方面的改革，“如果要从农业、轻工业和食品业开始改革，也就是说从能够为人们带来迅速的、明显的效果的部门开始改革，那就要好得多”，但此时也于事无补了。

苏联农业生产增长率整个来说呈下降趋势。1961～1971年增长3.9％，1975~1985年农业增长0.7％。

1976～1986平均粮食产量为2.05亿吨，其中，1981～1985年为1.803亿吨。

苏联对农业的投资不断增加：1988年投资达650亿卢布，1989年为670亿卢布。但效果不佳。农民对投资漠不关心，结果普遍出现了“谁也不希望为取得更好的成果而努力＇的现象。”

戈氏早就号召农民推行租赁、集体或家庭承包，但并未落实和发挥作用。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未首先抓住农业打下基础，造成了全盘被动。

5．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坚忍不拔的实干精神。

苏联经济中的一些老问题，如农业问题，科技成果的利用问题，食品及消费品的供应问题，都是长期存在的问题。苏共中央从勃列日涅夫时代起，都习惯于召开一次中央全会，做一个报告，做一个决议，至于贯彻得如何，效果如何，无人认真负责地落实。

戈尔巴乔夫时期仍然如此。关于科技革命问题，早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即已提出。1985年4月戈氏执政，1985年6月他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加速科技进步问题”。

戈氏亲自做报告，曾燃起广大群众经济复兴的希望。以后在苏共二十七大及各次重要会议上，均谈及科技进步问题，但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这一问题也未落实取得明显成效。

又如食品问题。还在1981年，戈氏作为中央最年轻的管农业的书记，受命去抓食品问题，制订十年食品纲要。到1988年第19次党代表会议上，仍说食品问题是“生活中最大的痛点，最尖锐的问题”。越往后这个痛点反而越痛，一直也未解决。

叶利钦对戈氏的许多批评是错误的，但有一条：认为戈氏“没有全力以赴提高生活水平以赢得人民对改革的信任”，却是一个真知灼见。

1987年初，在经济改革还缺乏必要基础的情况下，戈氏又决定突出政治体制改革。从此，夺权斗争、民族冲突、游行示威、罢工层出不穷，让以戈氏为首的领导核心疲于应付。

1989年2月到11月全国有1500家企业140万人罢过工，损失70亿～80亿卢布，1988年非正式组织群众集会月均194次，1989年每月达400次。1988年揭出犯罪集团1000个，1989年达1600个，恶性案件增长超过75％。

越到后来联盟领导越是忙于救火，根本无法集中精力研究处理经济问题。到后来经济问题与政治斗争已混为一体，经济改革根本难以进行。戈尔巴乔夫及其领导核心，为了贯彻“民主”原则，不断召开各种会议，每次会议又必有长篇报告，又要经常出国访问，接见外宾及各种记者，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推动整个改革的进展。结果只能是遇难而退，只说不干。

到了1989年之后，民族冲突、夺权斗争步步升级。戈尔巴乔夫自己又经常左右摇摆、前后不一、朝令夕改，苏共领导核心分化瓦解，逐步走向完全的失败。经济改革未取得明显的成就，经济形势反而日益恶化，使群众对经济改革日益失去信心。

群众亲身感受到生活困难，加之，西方国家生活的相对稳定、民主派自由化思想的宣传，使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逐渐发生动摇，产生信仰危机。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交互影响，步步加深。英国《独立报》评论说：“苏联领导人最可怕的噩梦是苏联目前的经济危机。因为它使各阶层的人都产生怨恨和激进的态度。”

经济危机又会诱发民族危机，减少联盟的凝聚力，增大离心力。各个加盟共和国都不愿自己吃亏受累，形势越糟越是积极地自谋出路，最终走向联盟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