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文学史是什么意思 重写文学史的主要路径是什么

“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在80年代出现了两次高潮，即以1985年与1988年两个核心时段为中心的高潮时期。在80年代初王瑶等有关文学史的讨论基础上，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设想，企图替代政治朝代更迭主宰文学分期的做法，设想厘清文学与政治的正常关系，这一概念的提出，给“重写文学史”以启发，在1985年唐锼等文学史家与晓诸等人展开的论争掀起讨论高潮。这场讨论为1988年《上海文论》开设“重写文学史”专栏提供了学术的氛围。赞同者认为从新的理论视角提出对新文学历史的个人创见；反对者认为其实质是违背历史主义，跟随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思想观念，力图否定和贬低这些革命作家。

最近读到梅杰的《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知识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觉得弥补了这个缺憾，为文学史“重写”找到了一条合理的路径。我把这部论著的特点，归纳为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史料的辑佚钩沉，拾遗补阙。有人说，文学史是一个与时代同时出现的秩序，儿童文学史也是。如果把这个秩序比喻为一个队列，则一些新人的加入，这个队列的次序就要重组，就会发生变化，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的“重写”，都是由新的作家作品和文学史料的发现引起的。梅杰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留心文史资料，编辑出版了数量众多的大型儿童文学丛书和现代作家的儿童文学文集，积累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和编撰经验。在这个过程中，他尤其重视儿童文学作品的版本问题，所编作品，在尊重历史原貌的同时，也引导他把搜索的目光投向历史深处，寻找那些“现有中国儿童文学史没有提及或提到不多，但比较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品”，尤以清末民初和抗战时期的发现为多。这些新发现的儿童文学作家作品，不但为现有的儿童文学史提供了新的史料，补充了现有儿童文学史的缺陷和不足，同时也为儿童文学史的“重写”提供了资源和动力。

第二个方面，是观念的儿童本位、文本中心。与上一个方面的特点相联系的是，新的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发现，不仅仅是依靠查阅历史资料，同时还要有鉴别和发现的眼光，亦即要从那些与儿童有关，或看似无关实则有关，抑或虽是儿童文学作家，但所作未必尽是儿童文学的复杂情况中，分辨鉴别出哪些是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哪些是假儿童之名的成人文学，哪些是似是而非的儿童文学，从而把那些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从浩瀚的文学史料和复杂的文学情境中提取出来，在这个基础上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史，完成对已有的儿童文学史的“重写”工作。梅杰的眼光，来源于他所持的“儿童本位”的观念。这种观念在现代文学史上渊源有自，且已成为衡量儿童文学的唯一标尺。梅杰持这种尺度检视他过眼的与儿童文学有关无关的现代作家作品，既敢于大胆地质疑那些已成定论且评价很高的儿童文学作家作品，也敢于把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被有意无意地排斥和遗漏的儿童文学作家作品，提到一个时期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高度。梅杰对这些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和定位，不是观念先行，更不是主观臆断，而是建立在精细的文本阅读和扎实的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是以文本为中心的。正因为如此，他对中国儿童文学史独特的历史分期和不同时期儿童文学创作状况的总体判断，也是“论从史出”，有充足的实证根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梅杰的这部新著，把民间文学看作是“儿童文学的摇篮”，同时关注“中国传统蒙学读物”和“古典文学中适合儿童阅读的部分”对儿童的影响和某种潜在的儿童文学属性，也说明他对中国儿童文学史的“重写”，有比较开阔的视野和比较开放的眼光。中国儿童文学史的“重写”，是一个系统工程，有赖于新史料的发现，也需要作者有相应的“史识”，还需要协调好与儿童文学置身其中的整体的文学史相互依存又相对独立的关系。在这些方面，梅杰都有比较自觉的意识和比较充分的准备。这部论著，只是他“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个初级阶段，相信通过他进一步的工作，会有更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