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三大反派是什么 主要思想主张是什么

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开始在中国兴起。1915年9月陈独秀先生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更名为新青年）将新文化运动推向了高潮。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胡适为首的新派人士在这场运动中不仅极力的推进白话文运动，而且极力的推崇西方文明。希望可以通过文明的进步来带动民族的崛起。

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保守派对新文化运动嗤之以鼻，坚决的反对新文化运动。这其中以抵制西化的杜亚泉、反对白话文的吴宓和满清灭亡后依然扎着小辫的辜鸿铭三人最为有名。这三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以东方文明捍卫者的角色，通过与陈独秀、胡适等新派之间的论战为华夏民族的未来在新文化运动中展开了一场震铄古今的争论。

抵制西化的杜亚泉

1915年9月陈独秀先生在其创办的《青年杂志》的首刊中便以《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等文章比较东西文化，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在这三篇文章中，陈独秀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极尽讽刺之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缔造的是一个劣等的民族，主张完全剔除传统文化，推崇全面西化。

《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在看文陈独秀的文章以后，随即以笔名“伧父”发表一系列文章比较东西文化之差异以反驳陈独秀等人。杜亚泉之《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认为，东西文化之差异并非古今文明之别，而是性质的差异，其差异是历史社会进化的产物，并以“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来概括中西文明：

“综而言之，则西洋社会为动的社会，我国社会为静的社会。由动的社会，发生动的文明，由静的社会发生静的文明。两种文明各现特殊之景趣与色彩，即动的文明具都市的景趣，带繁复的色彩，而静的文明具田野的景趣，带恬淡的色彩。”

在这之后以杜亚泉为首的反对全面西化的保守派与《新青年》的改革派展开了长达四年的对中国未来具有极其重要的论战。最终在1920年杜亚泉因为论战被迫辞去主编的职务，但杜亚泉并未因此而终止对全面西化的反对。

对于杜亚泉本人而言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一个极端的保守派。相反的是杜亚泉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支持向西方学习的开明派。与陈独秀、胡适不同的是杜亚泉支持向西方学习自然科学，但是要遵守东方的传统礼教。

杜亚泉16岁便中秀才，甲午战争之后放弃科举，转而学习自然科学。其在1900年创办的亚泉学馆是中国近代第一家私立科技大学，其创办的《亚泉》杂志更是中国第一家自然科学杂志。

杜亚泉一生都在致力于西方自然科学在国内的普及。曾将包括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在内的诸多西方自然科学的成就翻译成中文，并且在中国进行推广和普及。期间杜亚泉还曾给多个化学元素中文命名，有一些中文命名一直被沿用至今。

杜亚泉从未在任何一篇文章中表述过反对西方文明，他一直以来反对的都是全面西化。在杜亚泉所写的《迷乱之现代人心》一文中，杜亚泉认为大规模输入西方文化使得中国国是丧失、精神界破产，应当用儒家思想整合西方文化中对中国有利的部分，从而发扬光大中国文化。无奈在那个文明尚未完全开化的年代，面对新派的口诛笔伐，杜亚泉也只能仰天长叹。

抵制白话文的吴宓

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在1917年年初，胡适和陈独秀先后在新青年提出了关于白话文改革的主张。

胡适的八大主张是：

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陈独秀的三大主张是：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腐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自此将白话文运动推向了高潮，中国近代文学也因此诞生了诸如鲁迅、徐志摩、戴望舒等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家。

但在白话文的推广中也遇到了一些反对者和阻碍。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学衡派的吴宓。在白话文推广过程中白话文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为主要阵地进行，而反对白话文的学衡派则以南京大学和《学衡》杂志为主要阵地。

学衡派是一个在民国早期形成的学术流派，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学衡的宗旨中宣示“无偏无党”。依学衡的最初精神，凡在《学衡》杂志发文之人，通常视为学衡成员。

《学衡》杂志于1922年由吴宓和梅光迪等国学大师在南京创办。学衡于新旧文化取径独异，持论固有深获西欧北美之说，未尝尽去先儒旧义，故分庭抗礼，别成一派。这一时期吴宓撰写了“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采古典主义，抨击新体自由诗，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尝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

尽管梅光迪、吴宓反对白话文，但二人其实都曾接受过西方的高等教育，并且学习的都是西方文学。相反的是倡导白话文的胡适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农科，陈独秀则曾就读于日本成城学校的陆军科，二者并非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

吴宓早年曾就读于著名的三原宏道学院，受到北宋理学关学的影响。1917年赴美国留学，曾就读于弗吉尼亚大学与哈佛大学，获得比较文学硕士学位，与陈寅格、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

回国后的吴宓一直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坚决的反对白话文，捍卫文言文的地位。但凡有人在吴宓的面前提到新文化运动与白话文，吴宓总是骂声不断，将白话文斥之为土匪文学、乱国文学。他曾在教堂上面对推崇白话文的学生，挥舞着教鞭怒气冲冲的说：只要我吴宓不死文言文就永远不会死。

有一次与胡适一起吃饭，胡适用幽默的腔调问吴宓：“你们学衡最近在搞什么阴谋？”吴宓直接大声回到：“杀胡适也！”当场让胡适下不来台。

然而吴宓其实并非是与白话文势不两立，吴宓反对的只是消除文言文，全面推广白话文的极端行为。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吴宓还曾多次化名以白话文的形式投稿《新青年》。

吴宓一生都在致力于国学的推广，而从不注重名利。在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之初，吴宓是院长人选之一，但吴宓却坚决的力挺陈寅格担任院长。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吴宓曾被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邀请去台湾大学担任文学院长，最后他却去了四川的西南师范学院担任一名普通的老师。吴宓的一身正气，可谓是民国文人风骨的楷模。

扎着小辫的辜鸿铭

与杜亚泉、吴宓对新文化运动中新派的笔战不同的是，当你看见辜鸿铭先生，你便已经可以确认这个在大清灭亡后依然扎着小辫的老头肯定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保守派。不过当有学生质疑他的小辫时，他却回到：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对于他的辫子，他曾解释道：我许多外国朋友嘲笑我对清室的愚忠，但我之效忠于清室，非仅效忠于吾父及列祖列宗世代生活于其仁政之下的清室，也是经由对清室的效忠而效忠于中国之宗教，效忠于中华民族之文明事业。

事实上辜鸿铭从来就不是君主制的推崇者。从袁世凯去世后辜鸿铭请戏班唱了三天戏就可以看出来了。

与杜亚泉、吴宓相同的是，辜鸿铭先生同样是擅长舞文弄墨。辜鸿铭先生一生学贯中西，精通六门外语。他不仅在国内推广国学，也向国外推广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辜鸿铭的眼里华夏文明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明，西方文明应该向华夏文明学习。为此他曾先后将四书五经中的《论语》、《中庸》、《大学》翻译成外文，以供西方人学习。

辜鸿铭先生的各类著作也带来了西方世界对东方传统文化的认可。在杜亚泉与陈独秀的笔战中曾引用西方学者对辜鸿铭用德语著作的《中国国民之精神与战争之血路》和《中国对欧洲思想之辩护》的评论。德国著名学者、出版商台里乌司在评论这篇著作时对其非常认可。

辜鸿铭祖籍厦门，但并非出生于中国本土，而是出生于南洋的槟榔屿（今马来西亚槟城）。曾先后在英国、德国和法国学习。1885年来到中国，担任张之洞的幕僚。1908年宣统继位后背任命为外交部侍郎（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辛亥革命后又在北京大学任教。曾纳一名日本女子为妾，所以辜鸿铭先生又自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仕在北洋，婚在东洋。”

辜鸿铭先生一生桀骜不驯且幽默风趣，自认为华夏文明天下第一，西方世界均为未开化的文明。

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中曾经写道过辜鸿铭先生去电影院看外国电影，然后当着外国人的面说到“看看这些外国女人！上半身，有了身体不穿什么，下半身，身体之外，反拖着衣裙来，上无袄，下无裤！”，因此和在场的外国人士吵了起来。

1921年辜鸿铭曾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未开化的美利坚”的署名文章。

面对国人对西方文明的崇拜辜鸿铭一向是嗤之以鼻。辜鸿铭对严复翻译《天演论》及林纾翻译《茶花女》批评道“严复译出《天演论》，使国人只知道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而不知道尚有公理存在，而今兵连祸结，民不聊生。自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国之青年只知道男欢女爱，沉浸其中，而不知尚有礼义存在”。

民国学者温泉宁在评价辜鸿铭时曾说到：“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奴隶标识（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