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看魏源）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中国传统文化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值得得骄傲和自豪的回忆：西汉张蓦“凿空西域”，开辟了誉满中外的古代“丝绸之路”；唐代高僧鉴真东渡，使唐文化辉映扶桑国；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声威震南洋，惠及非洲东岸、红海和麦加。特别是元代蒙古人西征将中国四大发明进一步传播于西方，不仅为欧洲文艺复兴提供了物质基础，也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产生的社会与历史文化背景

然而，当历史前行至十九世纪40和50年代，风向全变了。当年利玛窦为了取得颛预无知的士大夫的认可和欢心，违心地修改子午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是因为，在文化上的长期闭关自守政策，遮蔽了中国人的眼界，使中华民族长期自外于世界，严重地阻碍了中外文化的正当往来和交流。从而，妄自尊大，把西方国家喻为不知“人伦”的“未开化”的民族，西方人都是“蛮”“夷”之人，既不去了解他们，更谈不上学习他们的长处，以致弄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堂堂清朝大国被“外夷”打得一败涂地，被迫签下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利权日渐丧失的惨痛境地。

与此同时，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大炮、商品和传教士而来的，则是西学在中华大地的传播。对西方文化带来的冲击，尽管士大夫中大多数人仍然浑浑噩噩，或醉生梦死，或顽固地谨守“夷夏之辨”、“用夏变夷”的信条，但一部分代表着近代文化新趋向的有识之士，已从原来对域外事物一无所知的封闭殿堂中步履艰难地迈出了第一步，开始注视西方的文化，并试图将某些东西纳入自己古老的文化体系里，加以吸收和改造。魏源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海国图志》一书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体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近代新学萌生的契机。

那么，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形成的呢？这是我们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

清朝道光、咸丰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由古代跨入近代的巨变，中华民族处于一个甬相对静止向激烈动荡、由相对封闭向逐渐开放的“过渡时代”。这一时期，社会危机全面爆发，西方殖民强盗虎视眈眈，窥伺国门，并试探性地伸出他们的侵略魔爪。空前的社会变动和严重的时局，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惊觉起来，纷纷从乾隆、嘉庆时代的考据学风觉醒过来，把眼光转向活生生的、危机四伏的现实社会，转向陌生的、色彩斑驳的外部世界。于是，思想文化界的风气发生了重要转变，即由干嘉时代的“训诂考据”之学转向道咸年间的“通经致用”之学。道光、咸丰年间的学术主潮由乾隆、嘉庆时代的客观主义、古典主义转向功利主义、现实主义，是由以下几种因素促成的。

一是社会的原因：

对此，魏源具体而切合实际地作了阐述。他在《圣武记•叙》中指出，社会剧变是造成国人心灵震撼的关键。他说，写此书的动机和目的主要在于“溯涸于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风俗进退消息之本末”。言外之意是主张讨论为什么清朝朝会从初期国力鼎盛的局面，弄到这时衰弱不振的地步。魏源在这时已经感觉到由海上而来的外部威胁，注意到兵事和海防的问题了，因而他在《圣武记•叙》中表示出对时局的关切：“晩侨江、淮，海警飙忽，军问沓至，忏然触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槟藏，排比经纬，驰聘往复。”

很明显，魏源是在国内战争频仍、海外“军问沓至”的时势刺激之下，“悔然触其中之所积”，才拿起著述之笔的。换言之，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士人必然要抛弃那种不关军国要务、无视民族危亡的考据及辞章之学，转而走上经世致用之途。

二是政治的成因。

面对千疮百孔的内政外交，统治者不得不多方谋画摆脱危机的对策，也就相应地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比前大为松弛，知识分子也得以从血腥的文字狱的恐怖之中解脱出来，对于政治及社会的批评也渐渐多了起来。这种较为宽松的（尽管是统治者极不情愿的）政治氛围，使得经世致用之说沸沸扬扬于思想文化界。

三是学术的原因

以训诂考订而臻于极致的汉学（考据学），在达到它空前的高峰之时，也将其繁琐、支离的弊病显露出来，在嘉庆、道光之际，受到了宋明理学和今文经学这两方面的严重挑战。譬如，理学家唐鉴的弟子曾国藩提出了“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四学开举的观点，创立了“合汉宋，兼虚实”的“礼学”，开辟了传统学术走向经世方面的路径；刘逢禄等人则以“微言大义”之法解经释孔，猛烈抨击干嘉考据之学。魏源和龚自珍发展了常州今文经学派的“引经致用”的活泼生机的学风，在鄙弃繁琐汉学的同时，又批判空疏的宋明理学，“恶夫以饭钉为汉，空腐为宋”，而以“通于天道人事，志于纪世匡时”为宗旨，挑起了复兴经世之学的重担。

进而，魏源等人以经世致用思想为武器，怀着匡扶天下，拯救危亡的崇高社会责任感大胆论政、论世、探学，将学术导向参预政治、革故鼎新的轨道。魏源在议论、抨击内政的同时，把视线投向外部世界，这就是“谈瀛海故实”以谋御外。他的《海国图志》一书及其“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就是在这种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写作和提出来的。

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在当时的历史地位

魏源在《海国图志》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说岀自己着此书与前人不同的地方：“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的确，该书除了材料超出前人之外，作者的志趣也不一样：“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正因为该书具有鲜明的特色,自出版之后即“风行海内，影响深远”。后人评论说：“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是为中国知西政之始”。

无庸置言，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具体说来，它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直接触动了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的传统观念，突破了“用夏变夷”的传统思想文化氛围。

我们知道，“天朝上国”中心论一直是以“内中国外夷狄”的眼光看待中国之外的世界，“用夏变夷”的文化传播方式具有普遍而又永恒的意义。魏源在这里虽然没有直接提出“以夷变夏”的主张，但他公开承认“夷”也有长技，有比中国优越的地方。换言之，他第一个公开提出学习西方，以使“风气日开，智能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独西海之民”。这实际上肯定了在文化的某些方面“用夷变夏”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人西洋观念的一个巨大转变。

第二，它为洋务运动和改良运动提供了思想理论。

这是因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论是对西方文化中科学技术认可的前提下产生和形成的，而改良的“中本西末”论虽然比洋务派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又前进了一步，即从制度层面加以肯定和引进，但他们坚持的还是以中学为根本，以西学为技术，主张在不彻底改变和推翻清朝朝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上去有选择地接受西学。

这种“体用”论和“本末”论，在十九世纪40和50年代的魏源那里，已粗略地体现在“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时代命题之中。魏源从“器变道不变”的立场出发，在介绍西方文化之时，认为西方的长技（即物质文明）是“有用之物”，因为它经“验诸实事”确实优于中学，可以利用来卫我先王之道，来“制夷”一一御敌图强。而对西方的哲学、宗教等精神文明，他在整体上持排斥的态度。

总之，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产生及其格局是：在学术方面，融儒佛道三教于一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优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而在物质技术方面，西方有可取之处。这样，他就把西洋文化判然分为“体用”二途，取其“用”而遗其“体”，这实际上是“中体西用”论和“中本西末”论的雏形。然而，“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把学习西方的长技同振奋民族精神和开启国民的智慧结合起来，并且满怀信心地预见未来。这是它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最突出的一个方面。

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理论的局限

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时代的命题，虽然大胆地否定了视西方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的传统观念和“用夏变夷”的单向文化传播方式，其时代的积极意义是无可辩驳的，但是未能在整个士大夫阶层，更未能在统治集团立即引起广泛而明显的整体回响。

现代化或近代化这个关乎民族生存的主题未能在实践上得到及时解决，只是经历了20余年之后，在洋务运动中才付诸实施，并且影响到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运动的不彻底性及其失败的结局。

这是因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时代的命题，没有也不可能包含如何全面正确地认识西方和全面正确地评价自己。向西方究竟学习什么，是否仅仅是物质层面；如何学习，要不要全方位的学习等。尽管魏源曾指出汉学的痼疾在于脱离实际，排斥实践；尽管他斥责那此读圣贤书以谈天下者为“庸儒”、“腐儒”，理学的虚矫，考据的枝蔓，词章的浮华，诸多无用之学的弊端与危害被他点破。

但是，魏源本人跳出来。他一方面主张变革,看到了“变”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其不变者道而已”。他虽然看到了历史的不断变易，却不能对历史上的重大变革及其规律进行正确解释：“圣贤之学一贯同揆，如月落千潭而一印”，表明他对传统的孔孟儒学，仍是服膺不移的。

魏源从“器变道不变”的观点出发。在介绍西方文化时，将西方的“长技”等物质文明视为“有用之物”，而对于哲学、宗教等精神文明，却持排斥的态度，即未能对西方文化的深层内核加以认同。

他曾经指出：“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张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焉。”这就明显地表示出魏源以“明心之方”、“修道之事”和“制器利用之巧”作为对西方学术的取舍标准，仍然是以传统儒家文化为出发点来看待西学。

这就是导致了魏源本人近代化意识并不完整，“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双重性格是：虽倡导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不能全方位地学习西方文化的深层内核——政治制度和哲学社会科学；虽批判和抨击腐败现实，却不能从整个封建专制制度上认识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局限。

总结

综上所述，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尽管这个时代命题所揭示的基本内涵不丰富、不全面，决定了它在当时未能立即实施，即使是在洋务派和改良派那里付诸实施，并且起到过积极的思想指导作用，也还是不能真正解决中国近代化的问题。

然而，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魏源作为一位有识之士，他代表着近代中国一部分人在十九世纪40和50年代，对西方文化挑战的问题所作出的响应（尽管排斥的人占多数）。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回应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一个重要过极，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其进步意义是不可低估的。